夺走十几万人生命的潮汕鼠疫，有多少潮汕人知道？

1902年三月底，揭阳县城。

五社的一户居民家中，一只老鼠突然从屋梁上掉下来，死了。

巧的是，八社另一户居民家中，也有一只老鼠大白天从梁上摔下而死。

“旋即有人染疾而死，当天死10多人，第二天上午死30多人，下午增至180多人，至四月下旬，疫情席卷全城，死者激增。这场疫情由下半县向上半县蔓延，灾及全县、死亡6万多人，其中县城死亡约19000人。”（《汕头卫生志》）

当时揭阳县城约42000人，死亡率高达45.24%。

继而潮安庵埠、潮州郡城、饶平柘林、澄海的苏南、苏北、隆都等地也在同一年爆发灾情，仅1902年一年间，潮汕地区感染致死的人数就逼近10万。

这是一场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是一种以老鼠和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百度百科）

（《埃及的第五次瘟疫》，透纳）

自1894年传入潮汕以来，历经8年达到了集中爆发的最高峰，此后还延续十多年。这场鼠疫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遍及潮州八邑），死亡人数之多，为潮汕灾难史有记录以来所罕见。由于时间跨度长，对经济的损害更是难以估量，其伤害严重程度远超1918年潮汕大地震和1922年的“八二风灾”，实在不该被忘记。

可惜灾情既可怖又不吉利，媒体不宣、学校不讲，潮汕本地也没有具体的纪念点，大概只有从个别老爷宫或善堂的历史可以了解到，故而现今的潮汕人知者寥寥。

我先前因为写文章查过一些资料，对此有所了解。前几天有粉丝在我的公号发来私信“疫情”二字，估计想了解当下的信息，我很惊讶为什么他会想到在一个写潮州菜的公号里去了解疫情信息呢？

这引发我重新去翻阅这段历史，意外发现当时瘟疫发生后人们的反应竟如此的熟悉：不靠谱的县令，组织聚众引发感染事件的地方衙门，因救人而感染病逝的医师，求救无门的病人、未感染而饿死的弱小者、疾声呼告的报纸体、趁机牟利的神棍……

一百多年过去了，又好像没过去。

于是我花了几天时间整理成文，谈不上创作，大多数是资料的堆砌；也无需创作，光是资料本身已经足够。

1895年的汕头福音医院

触目惊心的死亡数据

按照伍连德《鼠疫概论》记载：“汕头于1894年受染，其病继续繁滋直到1916年以后即无记录可得”。二十余年间，鼠疫在潮汕地区陆陆续续，忽东忽西，未曾真正间断过，并集中于1898-1902年这五年间爆发，尤其以1902年达到最高峰。这期间还间或伴有天花、霍乱等烈性流行病同时并行，也有旱灾、饥荒、狼灾，极大地危害潮汕人民的生命安全。

尽管当时许多地方还没有精确、科学的统计，但综合潮汕各地志书记载、《鼠疫流行史》的记录、《汕头卫生志》的统计，我们还是可以对这场瘟疫的杀伤力有个大概了解。

（以下数据除说明外均来自《汕头卫生志》）

根据英国长老会医学传教士高似兰(Philip B.Cousland)的报告，1894年鼠疫于广州及香港暴发，8月份汕头已有病例出现，到1895 年7月，“估计在三万人口的汕头约疫死三百多人”。（计300人）（数据来源：冼维逊:《鼠疫流行史》）

1896年，惠来县城、靖海、神泉3镇，三至四月鼠疫流行，波及郊乡，发病4000多人，病者十之九死。（计3600人）

1897-1911年，惠来县各地连年鼠疫流行，发病6000多人，十病九死。（计5400人）

1898年，四月郡城（潮州）内外鼠疫叠十五年，以龙溪都茂龙一乡（今庵埠镇）及郡城为甚，疫死者达二、三万人，约占当时全郡人口之25%，以1902年最为高峰。（计25000人）

1899、1913、1916年，揭西棉湖镇及附近乡村三次鼠疫流行共死亡2500人。（计2500人）

1901年，饶平、惠来二县鼠疫大流行。惠来东陇的赤洲，原是一个有5000多人口的港口，鼠疫流行后，顿城废墟。（计4500人）

1901年二月至五月，黄冈鼠疫，死亡约4000人。（计4000人）（数据来源：《饶平县志》）

1902年二月至五月，柘林鼠疫，死亡2000余人。（计2000人）（数据来源：《饶平县志》）

1902年，三月下旬，揭阳县鼠疫大流行，死亡6万多人，疫起于桑浦山附近村庄大井等地，尔后鼠疫迅速蔓延，席卷全县。在县城约42000人中约有30%受感染，死亡约19000人。（计60000人）

（注：《汕头卫生志》此段“约有30%受感染”的表述有误，综合《揭阳县志》“榕城疫前有4.2万多人，疫后仅剩2.3万多人”的说法，“死亡约19000人”的说法是对的。）

1902年，春夏，澄海县莲阳、东陇及其周围地区（另一种写法是苏南、苏北、隆都）鼠疫霍乱同时流行，死亡数百人。（计500人）

1903年，潮阳县棉城镇及附近山庄，二月鼠疫流行，至五月平熄，死亡万余人。（计10000人）

1904年，揭阳县棉湖镇（今揭西县）鼠疫流行，死者1000多人。（计1000人）

是年，揭阳县霍乱、鼠疫同时流行，仅1000多人的安乐村，死于霍乱就达500多人。

1904-1906年，澄海鸥汀、上蓬鼠疫大流行，死亡800多人。（计800人）

1913-1914年，澄海县苏北区樟林及十五乡等地十五个村鼠疫流行，死者数以千计。据樟林合生记长生店店主忆述，当年鼠疫流行时售出的棺材就有1600余具。（计1600人）

这些数据并不精确，也不周全，但已经足够触目惊心。我们采用保守统计：记录数据后面含有“多、余”字样的去掉零头；两数之间取中间数；在此期间潮汕有许多地区都有鼠疫发生，但没有记录具体数字，不纳入统计；有具体数字但时间不在此范围内的，也不纳入统计。保守算下来总死亡数超过121200人。

这还不计潮阳县历年交叉统计的另一项数据，据1952年和1957年的调查，1855年四月至1923年3月68年间：

潮阳县两英、司马浦、陈店、峡山、铜盂、海门、达濠、河浦、和平、沙陇、石船等区共207个乡村，曾发生过鼠疫流行累计发病285035人，死亡144535人。

汕头埠全境，1870年，约翰·汤姆逊摄

惨不忍睹的灾民灾情

本节内容可能引起不适，慎看

鼠疫发病症状极为可怖，主要表现为身上生核肿、发热、昏迷等，民间俗称“恶核”、“浮核”（核潮音读【佛】）。

《申报》的报道如此描述：“当疫症初起时，身上生一恶核，大如青梅，小如绿豆，痛彻于心，顷刻间神志不清，不省人事。”

又：“ 所染之症皆系两腿夹缝或两腑底或颈际起一毒核，初时只如蚊虫所噬，转瞬即寒热交作，红肿异常，旋起有黑气一条，蜿蜒至要害处，随即天亡。”

1898年，潮州开春到旧历四月期间旱情严重，米价暴涨，郡城内外鼠疫爆发。桑浦山下虎狼成群出来吃人，东莆、西莆附近乡村，太阳还没下山村民就关门闭户，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春旱至四月大旱，米腾贵，中米每石银六两，上米七两，郡城内外鼠疫。时桑浦山狼虎成群出噬人，东莆上莆附近各乡日将晡即闭户，路断行人。（《潮州志》）

1901年，惠来东陇的赤洲，原是一个有5000多人口的港口，鼠疫流行后，顿城废墟。

1902年，惠来县的一个村子，全村都搬走避灾，仅有一户贫民因为太穷没有能力搬迁，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闭户不出。等到疫情过后邻里都搬回来了，发现两人庆幸还存活着。

与其说是自我隔离，不如说是听天由命。

惠邑有某乡者，前月因染时症．通乡迁外以避之。贫民某甲，家徒四壁，欲迁无赀，闭门 独居，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至灾退邻回，母子得庆俱生。（《岭东日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初四“潮嘉新闻” “疫有余威”条。）

《汕头卫生志》描述1898年-1902年期间潮安和郡城鼠疫的特征为“冬季发生，春初盛发，夏季停止”。

1902年，潮州的春天特别寒冷，因为饥荒导致米价大涨。从春天到夏天鼠疫大作，府城尤其严重，感染而死者二、三万人。有全家被感染而死的，有孤儿寡母受感染而死的，亲戚不敢前去收殓，以致陈尸多日……甚至未感染却因无人照料而活活饿死的也不在少数。

郡自四五月间造疫之后，死亡已众，或一门具备传染，或仅一二孤寡，亲戚既不敢恤，以致失节，饿死者亦复不少，辅仁善堂因于镇平会馆灯橱设为收养孤寡之所，全活颇多。（《岭东日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潮嘉新闻” “开清节堂”条。）

春寒饥，斗米钱千文。自春至夏大疫，郡城尤甚，死二三万人。（《潮州志》）

由于是烈性传染病，人们害怕被传染，给救治带来极大的麻烦。

1904年，潮汕邻近的兴宁，当地居民想救治病人又怕受感染，只好用长竹筒喂病人吃汤药，效果可想而知。死于鼠疫者，亲属也不敢来看望吊唁，甚至有些死了好几天都没人知道。

间有用药救 治，又恐其传染，但以长竹筒远探而饮之，其无效可知。死于是者，亲属不敢探视。甚至有倒毙数日而人不知者。（《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十八日“潮嘉新闻” “兴宁患疫之近情”条。）

扑朔迷离的传染路径

这不是潮汕一个地区的瘟疫，而是第三次全球鼠疫大流行。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从1855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59年才算结束，百余年间蔓延到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总共六十多个国家，总死亡人数超过1200万人。

而在中国，整个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都发生了疫情，这些地方港口众多，不少城市之间互有往来，到底谁先传给谁？又或者彼此之间来回交叉传染？源头追溯起来更加扑朔迷离了。

高似兰创办的潮州最早的西医院，俗称“猴洞”

“根据英国长老会医学传教士高似兰(Philip B.Cousland)的报告，1894年鼠疫于广州及香港暴发，8月份汕头已有病例出现。”（冼维逊:《鼠疫流行史》，第十一章，第230页，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版。）

其实至少两个月前汕头海港检疫就查出了来自香港的感染病患。据《汕头卫生志》记载：

“1894年5-6月检查来自香港鼠疫疫区轮船34艘，发现华人鼠疫患者9名，均以隔离、留验。其中7名死亡，2名经多日医治而愈。”

根据《汕头卫生志》的记录，汕头鼠疫在1894 年传入并持续至1895年，随后惠来和普宁于1896年发现灾情，然后潮阳是1897年，潮安和澄海都是1898年持续到1902年，1899年揭西发现疫情，1901年饶平发现疫情，1902年到揭阳，从时间上看未曾间断，故而潮汕本地传播路径相对清晰，源头很大可能就在汕头，当然也不排除不同时间段多个城市多种渠道输入的可能性。

那么，这场鼠疫究竟是从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传入潮汕的呢？其源头是否如冼维逊 《鼠疫流行史》所说的来自广州、香港呢？

《海阳县志》

光绪版的《海阳县志》提供另外一种说法：“二十四年（1898年），……郡城内外鼠疫。鼠中地毒死．人感鼠毒而疫作，曰鼠疫。此症同治十年 （1871年）起自安南（今越南），光绪十六年（1890年），雷、廉盛行，至是延及郡地。”

《海阳县志》出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值鼠疫爆发期间，编纂者吴道镕是亲历者，且书中多处论述皆以采访为证，其说颇为可信。（饶宗颐纂《潮州志》延引时注为“《海阳吴志》”，即指此书。）

当时潮汕蔗糖业发达，但本地人多地少，甘蔗种植面积不能满足蔗糖生产的需要，高州、雷州等地成为潮糖的种植基地。而且每年甘蔗收成旺季，潮汕雇主都要从雷州、廉州等地雇佣劳力收蔗。故此，两地流动人口来往频繁。假如是由此传入，经由水路还是陆路？水路是直航还是到广州、香港转运？我们可以借助《1894年广州鼠疫考》一文关于传入广州路线的推测来论证。

冼维逊提出鼠疫传入广州的三种可能路径：“从广西梧州沿西江传入广州”、“从南路经水道传到香港再由香港传入广州”、“从南路逐渐往东传入广州”。

赖文、李永宸在《1894年广州鼠疫考》一文中通过查阅线路上各个县市志书、资料记载的鼠疫发生时间顺序，逐一论证否认三条线路的可能性，并提出较为合理的推断：“19世纪后半叶的广州鼠疫很可能是从北海疫区经海路直接传入的”。因为北海在1867年就有鼠疫的记载，“是岭南鼠疫最早传入的地区。该埠是广西、云南客、货运输的集散地，与广州之间辟有航线，其客、货运船舶有可能把鼠疫直接带入广州”。

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起源于1855年的云南，云南虽然和越南、广西都接壤，但北海疫情发生在1867年，要早于《海阳县志》所述的“此症同治十年 （1871年）起自安南”。而雷州、廉州地理位置在北海之后，无论水路、陆路都先经北海再入雷、廉。再者，雷、廉到汕头不管是直航还是转线，也须经北海，陆路传播已被《1894年广州鼠疫考》一文否认。故此，鼠疫传入汕头的路径无需经由越南和雷、廉。

1894年香港的鼠疫要晚于广州，也就是说香港鼠疫是由广州传入的。而据当时的《申报》报道，香港疫情爆发之后，约有三分之一的港人逃离本岛。尽管有从香港传入厦门再到潮汕，或是由广州经由陆路传到潮汕等可能，但从时间和路径看，1894年汕头海港检疫查获的香港病例无疑是最直接的传入证据。

综上，我推测清末潮汕鼠疫的传入路径是：云南-广西北海-广州-香港-汕头。

潮汕乡村，清末，汕头美璋照相馆摄

五花八门的防疫招数

面对凶猛的疫情，不同角色有不同反应，朝廷、平民、地方衙役、医师、商人与士绅、媒体、慈善机构，等等，面对灾情使出的防疫招数五花八门，给我们展示了瘟疫期间的人间百态。有些务虚安抚，有些切实有效，有些让人捧腹大笑，有些让人感动落泪，有靠谱的，也有不靠谱的。

先说不靠谱的

朝廷

1898年的大清朝可谓外忧内患，此时清廷积弱已久，列强环伺四周，历史课本上那幅著名的“时局图”就是诞生于这一年。

对内，6月11日，光绪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启动了维新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康、梁外逃，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对外，清政府忙着跟各国签订各种条约，外租土地。

如此清廷，根本无暇顾及灾情。

而推行103天的新法并没有关于疫情防控之类的民生内容。

总之一句话，清廷没有CDC，救灾只能靠自己。

时局图

平民

靠自己？那可怎么办？

潮汕人民的答案是：拜老爷。

俗话说：爱拼正会赢，拼唔过拜老爷。

在传统观念里，瘟疫被视为天谴，于是通过备牲粿祭拜，或是全民斋戒、施孤普度、做戏、营老爷等，祈求老爷保贺，驱逐瘟神。拜神的习俗在全国皆是，不止是潮汕人这么做。

闻潮阳人近以疫气未平，成诣许真君庙求为驱逐卜吉，本月二十，廿一、二数日出游。城厢内外目下即纷纷预备旗鼓、广集梨园，为届期热闹之助，预算此拳亦将耗费万金云。（《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初六日“潮嘉新闻” “求神逐疫”条。）

又或设坛建醮，请仙降乩。

一旦请仙降乩，就给了神棍们趁机牟利的机会。普宁就出现乩童以消灾为名，忽悠，不断索要物资的，对此《岭东日报》予以揭露批评：

普邑四五月间，有死于疫者，乩童即乘机作乩言以惑众，谓阴兵已陈于郊，不听余言，后 悔无及。蚩蚩者信之，于是社竖大竿。街设神位，门悬“天地父母”灯笼，时际黄昏，香烟载道。而乩童以其无利于己也。更倡为逐疫之举，糊纸虎纸鼠二物，故皤其腹，责令每家必以白米实之，沿途滋扰，其状难堪。乃疫气已平，其技想至于此。孰知变而加厉，复议于是月大张孟兰会，以饯阴兵。即如白饭一款，索至六百筐之多，其他可知。（《岭东日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初四日“潮嘉新闻” “乩童惑众”条。）

如果神仙有灵那还好，很可能会在本地形成崇拜。比如广州黄埔铜鼓山的杨四将军，潮安庵埠文里的大峰祖师，澄海溪南埭头的仙公（鬼谷子），其崇拜的形成都与此次鼠疫有密切关系。月浦赛大猪习俗据称也是源于古代鼠疫杀猪祭神求福，但是否真如传说源于明朝就不知道了，因为潮汕鼠疫最早的记录始于1855年，此前只写“瘟疫”。

如果神仙不灵，那就很尴尬了。最搞笑的是在广州，有人组织拜神祈福消灾，谁知道还没拜完就有人感染上了，紧接着十天之内死了一百多人。居民看到神仙不灵，随即迁怒于神，不但香油减少，而且竟然用粪便淋泼神像，让人啼笑皆非。

“讵料叩拜未终，而疠疫踵至，旬日之内，染疫身死者已有百余人。此时居民见神听不聪，遂迁怒于神，不特香油顿减，且更以粪汁淋之，一时见者无不为之绝倒。”（《申报》）

地方衙门

非但平民拜老爷，地方衙门的太爷们也跟着拜，有的是顺应民意安抚民心：

潮阳患疫。但恃神为之保险，耗费无益，详 纪报中。不谓民已迷而不悟，而为民上者，亦从而愚之。可笑也。邑人赵某等昨以举行斋醮事，禀请俞大令示禁屠宰。略谓“前年邑中疫气盛行，极为惨虐，幸得珍珠娘娘降乩谕，打清醮五天，禁杀牲口，人民一体斋戒，诚心祷求玉皇上帝，乃得一律平安。今潮复蹈前年之症，人民皆不得聊生，故请娘娘降乩出神，今又谕闺邑诚心，祷求玉皇上帝，打清醮五天，自十五日起至十九日止，五天内禁止屠户及鱼市等切戒宰杀牲口，一体斋戒”云云。俞大令以据禀为之出示晓谕矣。（《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十五日“潮嘉新闻” “官民除疫之举动”条。）

也有的县令主动组织聚众祭拜城隍，结果造成有人被感染的悲剧，只好仓惶逃离：

清光绪廿八年（1902年），鼠疫在揭阳县大流行。4月下旬，疫病席卷全域，死者激增。知县虔尔均率领众衙役前往城隍庙祈求“冥府同僚”驱疫消灾。刚读祭文，忽见有人倒地，陈尸案下。知县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发抖，惟恐染疾，急令回府。在一帮衙役搀扶下，仓惶逃回，紧闭衙门不敢出来。（《汕头卫生志》）

再说靠谱的。

拜归拜，毕竟保命要紧，对平民来说，实在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有条件的居民纷纷选择搬迁逃离疫区。

潮阳县沿练江各乡，近日疫疠最盛，乡民多有移家避疫者。十室九虚。（《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十五日“潮嘉新闻” “鼠疫之与盗贼”条。）

广东澄海县等一些地区也会封村隔离疫区人员，如：

“其他各乡闻该乡有鼠疫流行，则拒绝该乡人入境。”（《澄海县关于调查历史鼠疫、霍乱流行情况的报告》，内部资料，1956年）

检疫

由《汕头卫生志》可以获知，汕头早在鼠疫传入前就设置了检疫机构。汕头海港检疫创办于1882年9月，当时的高级检疫官员均为洋人。

此前针对霍乱的流传也采取过一些检疫措施，广州鼠疫爆发以后汕头海港严阵以待，出台了检疫法规，对不同类型的疑似患者采取隔离、留验、治疗、消毒等措施，也取得对应的效果。

“1894年5-6月检查来自香港鼠疫疫区轮船34艘，发现华人鼠疫患者9名，均以隔离、留验。其中7名死亡，2名经多日医治而愈。”

1894年6月公布了检疫法规共四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在检查中如果发现船上有患传染病或接触者或检疫官认为有可能发生传染病时，或在航行中船上有人患传染病死亡时，将采取措施撤离所有传染源至指定地方对船舶和旅客的行李实施消毒。”

但受限于当时对鼠疫传播的认知水平，多少会有漏网之鱼。

媒体

一些良心媒体的报道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进行独立报道，自觉担任了传递疫情资讯、科普防疫知识、倡导公共卫生、辟谣乩童惑众、批判庸官蠢行等职责。尽管当时的民众绝大多数是文盲，但通过影响乡绅富商、达官贵人、书生要员，可以间接影响普通民众，报纸上宣传的救治措施和方法引发各县互相效仿，从而起到切实有效的救灾作用。

比如老牌的《申报》自1894年广州鼠疫爆发起便全程跟踪报道，间或有关于潮汕疫情的报道。

1902年3月26日在汕头创刊的《岭东日报》更是直面本地灾情，批判潮汕民众不讲卫生，只知道拜老爷，指出“起居饮食之不洁为一大原因”。

夫蚩蚩者氓，平日不知卫生，灶下阶前堆积污秽，毒气熏蒸，酿之大患，至于死丧频仍犹不知，反以为神降之罚，巫祝纷陈，悬于门者莫非朱策也，系于襟者莫非灵符也，吁，愚甚矣。（《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二十二日“潮嘉新闻” “调查兴邑疫数”条。）

按鼠疫发生，大抵起居饮食之不洁为一大原因。故设洁净局以清理积秽，乃地方上切要之举。否则，设法捕鼠，亦防传染之一道。徒以善书为消弭法门。此与潮州人之迷信神权等，吾知虽百善堂亦劳而无功耳。中国人每多务虚不务实，抑何可笑。（《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十八日“潮嘉新闻” “兴宁患疫之近情”条。）

富商与士绅

每逢大灾难，商绅捐款掏的都是真金白银。他们经常在外面闯荡，眼界相对开阔，容易接受新事物，尽管医生可以提供技术、媒体可以建言献策、善堂的义工可以提供劳力，一旦涉及到药物、设备、场所、收殓等执行层面，都是白花花的银子。而士绅通过自身的威望发动族群，纷纷成立善堂，组织救援、善后。富商和士绅在赈灾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1908年下半年，日本医师伴元造（你没看错，是日本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有木有？）一直在《岭东日报》刊登广告，声称能够注射血清疗鼠疫。汕头的商绅决定推行这一方法，于1909年2月发布了章程，拟开办慈善防疫会。《章程》序言如下：

我潮连年鼠疫，论者每归咎于天行。而不知实人事之未尽也。去年台湾银行伙伴适染 是症，日本医生以血清药水救治。病霍然愈。其后嘉应疫症发现时，州人士用注射预防法，活者无数。则此药水之奇验。无待赘言。

今者庵埠疫症传染，过者掩鼻，言者酸心。同人悯之。佥议创设防疫会，先自庵埠一区试办。由同人量力捐资，购办药水，聘请日本医生伴元造君专司一切疗治。复于汕头地方实行注射预防。伴元造君不计薪金之厚菲，慨然担任，有足多者。日本领事官暨台湾银行复极力赞成。夫日本仅与吾国同种，尚热心如此，何况吾辈，居同乡，生同井，休戚相关，痛痒相关。

对弦浩劫之流行，与其事后咨嗟，空言无补，孰 若先时补救。既可保宝贵之性命，亦能造福于桑梓。《传》日:“人之好善，谁不如我?”况且兹举宏大，必集群力，始克支持。邦人诸友有韪是举者，请捐金助之，是则同人之所预祝也。

概括起来就先在庵埠试点，再到汕头推广，聘请日本医师使用西医注射，费用由商绅筹款募捐买单，所有治疗免费，即便如此，仍有不信西医者拒绝治疗。

隔壁潮州府城的商绅看到后，立马仿效推行。

（以上“富商与士绅”描述据《西医、防疫、卫生与1898年潮嘉鼠疫》一文摘录缩减）

存心善堂，清末，汕头美璋照相馆摄

善堂

在商绅的倡导下，潮汕各地广建善堂，有不少一直维持到现在。

鼠疫期间善堂的主要举措有：

一、收殓。包括施棺、组织青壮年收埋无主尸体。

二、施医赠药。包括聘请中医义务诊疗、发放加入抗疫配方的凉茶、赠送药品（有严格管理，须经核查确定是贫困者）。

三、举办扶乩建醮等活动，发放灵丹符水等。

（以上“善堂”描述据《晚清潮汕地区鼠疫的流行及防治措施析论》一文摘录缩减）

医生

自灾情发生后，本地的医生就没有停歇过。许多医生救死扶伤，不避疠疫，不计报酬，令人钦佩。但由于当时本地中、西医初期对鼠疫的认知都不够，虽有治好者，但总体上收效甚微，且一些医师预防措施不充分，也出现自身感染身亡的情况。直到1909年推行注射血清之后疗效才出现好转，疫情逐步得以控制。

别的就不多说了，记住这几位医师的名字吧。

陈松龄

陈松龄，潮阳棉城木坑宫人。松龄行医，日坐堂，夜出诊，不计报酬，为人称颂。

清光绪末年，鼠疫流行，死者日增，乡民纷纷往灵济宫求大帝神治，松龄力斥其谬，言“神不能医者，抬来我医，看是神医灵，还是人医灵”。其时，人心慌乱，一入黄昏，路绝行人，形同鬼域，惟有松龄一轿一灯笼，仍奔忙于乡里间治病救人，夏同龢（晚清状元）仰其医术、医德，亲书一匾以赠，文曰：“累代真传，济世万年”。（《汕头卫生志》）

章仲华

在汕头下蓬区，中医章仲华为群众治疗鼠疫而死。（冼维逊:《鼠疫流行史》）

张炜

普宁县的名医张炜，精通医术。县里疫疠流行，患者亲戚不敢近，炜以救人心切，不避疫疠，每早晚必挨门巡视，分送方药，不取人钱。前后起死回生，不可枚数，远近咸颂。（吴粤昌：《 岭南医徵略》）

开明的地方官员

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员意识到环境卫生对防治鼠疫重要性，在各自的辖区内推行清洁，也有些官员四处寻求解药分发给民众。

早在1899年，海阳县令刘兴东就颁布了“洁净之令”，可惜好景不长，1902年在他离任后，“洁净之令”变成一纸空文。

郡城当大疫之际，海阳刘大令颇留心洁净 街道，近城内疫气渐平，洁净之令亦渐罢。街巷之侧溲便如故。卖摊搭棚者亦日形拥塞，大约此弊须再俟明春方能整顿……（《岭东日报》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廿二“潮嘉新闻” “洁净汇志”条。）

大概是因为看到迷信活动没有效果，或者是受到新观念的冲击，四个月前顺应民意参与请仙降乩的潮阳县令俞瑛开始觉醒，下令禁止举办孟兰会醮，并将题款挪用于整治环境卫生：

所有各处拟设孟兰醮会，应即一律停止，不准举行。其各户捐提醮金，即饬该绅董等。移为该社设立洁净局，修理街道、开通沟渠经费，一转移间，化无用为有用，款项既不虚糜，而于民间卫生之道，实大有裨益。（《岭东日报》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廿一日“潮嘉新闻”禁止孟兰会示文”条。）

1906年，潮阳县令董元度，配置丹药分发给民众，有没有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潮州当春夏之交，必发生时疫，各处流行，妨害生命不少。然卒无救治之法。迩日庵埠、汕头及潮阳各乡，又患此症。人民颇为惨苦。潮阳县董大令心焉悯之，特配制经验治疫膏丹药散，发交各粮厂，分路赠济，以期补一二云。（《岭东日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九日“潮阳令施济治疫方药”条。）

从这些记载看来，至少媒体、医师、商绅、善堂、以及部分开明的官员们的表现都值得点赞。他们自觉组成了有形或无形的防疫会，对救灾治疗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场鼠疫使得潮汕人口锐减，生产力下降，经济停滞，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历经此劫，人们对西医，从抗拒转为接受；对环境卫生，从无视转为自觉。

最后我没有什么结论和观点，站在今天去批评一百年前的人是不公平的。我只是历史资料的搬运工，能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就可以了。能耐心看完这么长的冷门史料，相信各位自己心里已经有结论了。

感谢

去不了图书馆，许多资料都是二手的，主要来自《西医、防疫、卫生与1898年潮嘉鼠疫》、《晚清潮汕地区鼠疫的流行及防治措施析论》、《1894年广州鼠疫考》这三篇文章，在此感谢文章作者！

图片均来自网络：感谢摄影者和收集留存者

参考资料：

黄挺、林晓照：《西医、防疫、卫生与1898年潮嘉鼠疫》

宇光：《汕头卫生大事记》

苏新华：《晚清潮汕地区鼠疫的流行及防治措施析论》

赖文、李永宸：《1894年广州鼠疫考》

冼维逊:《鼠疫流行史》

黄挺：《潮汕史简编》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

广东省汕头市卫生局编：《汕头卫生志》

澄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澄海县志》

饶平县志编辑委员会：《饶平县志》

杨正军：《潮汕地区的善堂——现代化背景下宗教复兴的社团因素研究》

《岭东日报》